胡敩，1932年生，江西人，毕业于中山大学。共产党员。他曾在国家建筑科学院工作，参与设计建造人民大会堂、北京火车站、丹江大坝和西南地区部分重要军事工程。
年轻时的胡敩曾得周恩来总理的当面赞许，应邀参加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，荣获过全国“五四纪念奖章”。
1975年，胡敩来到十堰，先后从事城建与文教工作，1992年从十堰职院退休。退休后的胡敩节衣缩食，自1996年来共资助14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，资助金额达十余万元。
胡敩，是他给自己改的名字，“敩”是“学”与“文”的组合字。这个名字满含着少年胡敩对求知求学的渴望与珍视。如今，这个名字是他对年轻一代的殷殷希冀。
胡老正在给受他捐资的大学生写回信 大壮摄影
胡敩：捐资助学，心有执念
□冬石
【印象】
一颗灯泡在客厅中央发出失神的光芒，二十年前的家具在这样的光线下显出陈年的釉色，昏黄的色调使两张塌陷的单人沙发和一张老式的弹簧沙发愈发破旧……“福”、“寿”两幅书法和所有的简陋、陈迹都与胡老磨得发白的衣裤、交纵的皱纹、深深的眼袋、满面的沧桑融为一体。这便是胡敩的家，77岁的他独居在此。
胡敩是他给自己改的名字，“敩”是“学”与“文”的组合字。因为在他个人的求学过程中几遇挫折，险未能完成学业，所以这个名字满含着少年胡敩对求知求学的渴望与珍视。而如今，这个名字是他对年轻一代的殷殷希冀。
胡敩对学生要求严格方面是出了名的——上世纪90年代初曾就读于十堰大学的学生们，很多都还记得一个常守在教学楼门口、声如洪钟的老人。1992年，胡敩从十堰大学退休，但是他经常在上课铃响之前守在教学楼前，发现有迟到的学生便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。因为自己深尝求学之不易，便促成了他对教育事业超乎一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退休以后的胡敩，生活简朴而平淡，不过他也在白菜萝卜中津津有味地品悟着自己的养生之道。相反，在他的眼里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，似乎谁都比他更需要帮助。所以他常常把子女买给他的好衣服、好东西都拿去送人，他总觉得别人都比他更需要这些。他的“偏执”不仅于此，77岁的老人，坚决不开通暖气，他坚持说他不怕冷，而实际上他是固执地认为这样能够为国家多节省一些资源和材料。正如爱用旧物是胡敩的生活习惯一样，他的这些“顽固”则是像他这样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情系国家的思维惯性。
物质寡瘦，精神却愈发饱满。1996年，胡敩开始资助十堰地区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。13年来，共资助14名学生读完大学，累积花费十余万元。近几年，随着退休金的增长，他又开始用不多的积蓄资助一些没钱治病的贫困家庭……
【自述】
我不是资助，我是还债啊！
这还要从我的经历说起。我小时候家在农村，生活贫苦，我之所以能读到大学毕业，全靠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。还有，我很幸运的遇到了一位好老师，他是一名共产党的地下党员，当然这是直到他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之后我才知道的。在我的中学时期，是他帮助我辗转求学，我才得以完成学业。
1949年我高中毕业，分别考取了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，但家里凑不齐学费，只得放弃。在家务农的两年时间里，我以为自己一生的命运或许就该如此了。谁知1952年中山大学通知我可以公费读书，并且连生活上都有补助，这样我就有了读大学的机会。
所以，全靠党和国家的培养我才能走到今天。现在我年龄大了，不能继续工作回报国家和社会，但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报答国家对我的教育，来还自己读书欠下的“债”。
于是我想到了资助贫困学生的方式。我自己就是贫穷过来的，我知道穷人的孩子更有志气，我要为国家培养这些孩子们。1996年，我拿着准备的第一笔钱找到市政府，希望通过他们替我转交需要帮助的学生。我最初是不愿意留下名字的，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件“还债”的事情而不是要图名利或者感恩，我只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好好学习而不要增添他们的心理负担。不过考虑到长期对口资助的问题，市里还是要我自己来联系和汇款。
通过有关部门提供的联系方式，我每年资助一两个学生，每个孩子每年大概花费一两万块。过去我工资低，2000年以前每个月只有不到1000块钱，负担起来还有些困难。现在好了，我每个月有2000块钱，可以把一半寄给这些学生们。
我记得我第一年资助的两个学生是郧西的蒋旭和竹溪的张林。他们都在武汉读大学。尤其蒋旭的家里特别困难。他写信跟我说，他全家过冬只有一床被子。得知他的情况，更是坚定了我要把捐资助学这件事情坚持下去的决心。越是这样的孩子，我的帮助就对他越有价值。现在蒋旭早已经参加工作，相信他在回报社会的同时，他的家庭情况已经也有所改善。
很多孩子和他们的家长都表示要来当面感谢我，我都一一谢绝了。因为资助他们的目的最终是希望他们能够为国家做贡献，而这是我欠着国家的一份永远无法还清的“债”。
